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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酒爭勝與三教論衡

核心提示 茶和酒在爭吵時都具有不同的文化身份,援引不同的文化傳統來為自家張本。茶與酒的爭吵實際上是一種文化沖突。文化有沖突有斗爭是好事,不參與文化競爭,一味地強調多元文化并存,并不現實,往往會陷入文化孤立主義和文化相對主義。 茶和酒是中國人

 

  核心提示

  茶和酒在爭吵時都具有不同的文化身份,援引不同的文化傳統來為自家張本。茶與酒的爭吵實際上是一種文化沖突。文化有沖突有斗爭是好事,不參與文化競爭,一味地強調多元文化并存,并不現實,往往會陷入文化孤立主義和文化相對主義。

   茶和酒是中國人生活中最普遍的兩種傳統飲料。很多傳統的生活物品都被西方或現代的東西代替,可是,茶與酒在中國飲食文化中的地位并沒有多少撼動,茶酒的 貿易也是國民經濟中的穩定項目,其原因之一在于它們是精神文化的載體。一種文化,往往分物質、制度、精神三個層次,物質易變,制度次之,精神難變。今天我 們就從歷史文化的角度談談茶酒之道。

  茶與酒的百年“爭吵”

  《易經 系辭》中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然而“百姓日用而不知”。在中國人的飲食之道中,茶可以說是陰的,代表著安靜、自我、沉思、智慧;酒可以說是陽的,代表著熱烈、群體、抒情、超越。但由于我們和它們朝夕相處,習以為常,不知其所以然。

  明代小說家馮夢龍編過一本《廣笑府》的笑話集,當中有一個“茶酒爭勝”的故事:茶對著酒自夸:“戰退睡魔功不少,助成吟興更堪夸。亡家敗國皆因酒,待客如何只飲茶。”酒卻反駁說:“瑤臺紫府薦瓊漿,息訟和親意味長。祭祀筵賓先用我,何曾說著淡黃湯(茶水)?”

  可別以為這故事是馮夢龍的原創,其原作其實是唐代俗賦《茶酒論》,唐人編的故事比馮夢龍編的復雜得多,在《茶酒論》中,茶與酒反復進行了五次辯難,仍爭斗不下。

  雖然《茶酒論》從五代之后就被歷史的塵埃掩埋,直到19世紀才重見于敦煌石室,但茶酒爭斗的故事一直在民間流傳著,不然,馮夢龍等何以知曉?可以說,從《茶酒論》到《廣笑府》,茶與酒已經爭吵了好幾百年。

  如果我們仔細“審理”一下他們的百年訴訟,就不難發現,茶與酒的爭吵實際上是一種文化的沖突。

  茶:從道家的仙藥到佛慧的普及

   中國人飲茶的歷史比飲酒晚,中國最早的字典《說文解字》里還沒有“茶”字。茶在最開始,是被人們當做藥吃的。大約在漢代時,南方人開始飲茶。《神農本 草》說茶“味苦,生川谷,治五臟邪氣。”東漢名醫華佗說:“苦茶久食益意思。”魏人張揖《廣雅》說:“其飲,醒酒,令人不眠。”由于是藥,中國的神仙道教 便對茶發生了興趣。因為道教要成仙飛升,身子太胖、太重就飛不起來,于是他們就提倡飲茶減肥,把茶當作仙藥。《神異記》載湖北武陵有“丹丘山大茗,服之生 羽翼。”東晉陶宏景說:“苦茶換骨輕身,丹黃石君服之仙去。”

  一件東西被神秘化之后,就不容易普及。我們今天能喝上茶,其實還要感謝佛教。

   據唐代封演《封氏聞見記》的記載:“開元中泰山靈巖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務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從此轉相仿效,遂成風俗。”由于佛教過 午不食,長時間坐禪吃不消,降魔師便讓他們飲茶。此后北方寺院轉相仿效,成為風氣,王公朝士乃至邊塞鄰國從此開始喝茶。

  目前出土的唐代茶具,往往以蓮花為紋飾,這也是佛教審美的影響。《茶酒論》中,茶自夸道:“供養彌勒,奉獻觀音,千劫萬劫,諸佛相欽。”茶儼然就以佛教的代表自居。

  由于佛教在唐代的興盛,佛教的人生智慧為百姓所接受,佛教徒的生活習慣漸漸流入民間,茶館便與酒肆一樣多了起來。從唐人詩文中可以看到,茶還是詩人與僧侶之間交往的媒介,佛教與中土的思想在這樣的交往中必然有沖突,但也培養起了友誼。

  酒:儒家道家的寄托

  佛教是外來文化,其中的“五戒”之一便是禁酒。所以《茶酒論》中說:“酒能破家散宅,廣作邪淫。”

   一些詩人在給僧人寫詩時也往往順從佛教的立場,如柳宗元《巽上人以竹間自采新茶見贈酬以詩》說:“咄此蓬瀛侶,無乃貴流霞。”從唐代起,文人對茶文化開 始研究,《茶經》的作者陸羽在唐代被奉為茶神,他是一個由僧人養大的棄嬰,寺院的飲茶生活深深地影響了他。至宋代蔡襄、米芾、蘇軾等皆有專著或筆記涉茶 論。

  儒家與道教對酒都賦予了很多文化內涵。

  在《茶酒論》中,酒自夸道:“君王飲之,叫呼萬歲,群臣飲之,賜卿無畏。”“致酒謝坐,禮讓周旋”;又說“有酒有令,仁義禮智。”

  儒家倡導行酒尊禮,所謂“禮讓鄉閭”,指的是儒家利用飲酒來制作祭祀典禮以表彰孝道,制作“鄉飲酒禮”用來表示尊老,“投壺禮”,用來和睦朋友、君臣等。唐太宗貞觀六年就曾下詔,令州縣官吏每年在地方舉行“鄉飲酒禮”。

  “玉酒瓊漿,仙人杯觴。”品酒養生,是道家的風范。道教經典《神異經》中說:“西北荒中有酒泉,飲此酒,人長生不死。”《十洲記》中說:“瀛洲有玉膏,如酒味,名曰玉酒,飲數升輒醉,乃令人長生。”

  唐人飲酒的酒具大多有道教的裝飾,道教是一個注重養生與感官享受的宗教,茶和酒都被當作長生不死、達到自由的精神境地的重要工具。

  水與帝王:政治禮儀中的“三教圓融”

  在《茶酒論》中的茶和酒論爭不休,各夸己能的時候,水出場了。 “茶不得水,作何相貌?酒不得水,作甚形容?”水不急不緩地說,“萬物須水,五谷之宗。”“(猶)自不說能圣,兩個何用爭功?從今以后,切須和同。”

   我們知道,中國漢賦中的對話方式往往是所謂的“抑客伸主”,但《茶酒論》卻是第三者出來仲裁。這是從唐代“三教論衡”的儀式中脫衍而來的形式。從以上所 說的茶酒爭吵現象中,我們不難發現,中國文化中最重要的儒、道、釋,都賦予了茶和酒深厚的文化內涵。他們在爭吵時都以不同的文化代表的身份出現,援引不同 的文化價值來為自家張本。但最后還是由水出來調和。而水的理論其實很簡單,一是沒有我就沒有你們;二是希望茶酒和同,和睦相處。

  在中國 歷史上,儒、道、釋有過不少爭吵,佛教沒有進入中國時,儒、道二家吵得厲害,佛教進來后,二者又反對佛教。這種理論斗爭一直存在。正由于有這種理論上的斗 爭,才有魏晉玄學、才有中國的禪宗、才有吸收了道、釋精華的宋明理學。這三者都是中國古代哲學和思想的巔峰,是中國文化的驕傲。

  文化有沖突有斗爭是好事,不參與文化競爭,一味地強調多元文化并存,往往會陷入文化孤立主義和文化相對主義的觀點,文化只有通過交流、競爭才能相互融合,共同為人類的文化供獻普世價值,其自身才能發展進步。

   只是交流的形式是受歷史、時代的影響的,有時受到專制政策和文化偏見的影響,文化交流便會蒙受災難,在中國歷史上,有過秦始皇焚書坑儒,北朝至唐代也有 過政府組織的滅佛運動。但在中國古代也發展出過百家爭鳴和三教論衡等比較文明的文化交流與對話方式,這種交流也可以通過政治手段來仲裁:這就是《茶酒論》 中表現出的茶酒辯論方式以及水的調解方式。

  到了唐代,帝王漸漸傾向于調和三教。采取的方式就是舉行“三教論衡”的儀式。帝王承認三教對 國計民生和道德教化皆有作用。這種辯論往往在皇帝的生日或重要的節日舉行,三教名流辯論到最后,總是由皇帝出來進行評議、調和,對三教均予以肯定。《冊府 元龜 誕圣》記“三教論衡”說:“數十人迭升講座論三教。初若矛戟森然相向,后類江河同歸于海。” 到中晚唐時,“三教論衡”,同樣流為形式甚至諧謔,因此,《茶酒論》中,具有儒佛道文化內涵的茶和酒,采取了這種戲劇化的爭論方式。正是這種行禮如儀,不 必較真的方式,才使得“三教論衡”成為“三教圓融”,爭論是形式,圓融才是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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